希望我能够回答您有关津南日本留学机构学费多少的问题。我将根据我的知识库和研究成果回答您的问题。
张伯苓有没有什么可以用做素材的资料
奥运三问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体育校长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体育校长”。 奥运之最 张伯苓先生的嫡孙张元龙回忆：张伯苓关于奥运会的最早言论，是在1907年。 那年的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演讲“雅典的奥运会”时，明确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张伯苓还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派出奥委会代表。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梦圆腾飞 1932年，第7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张伯苓、王正廷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急电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张伯苓还是倡议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第一人。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张伯苓-传奇人生 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像一群饿狼扑向中国，鲸吞瓜分，肆无忌惮。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滚过。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鲜明地对照，强烈地印象。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话剧，悲愤交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他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经过新地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地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私墅教师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体育校长 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周恩来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为他饯行。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天津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还关心着张伯苓家属的生活。 张伯苓与张学良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求作文：从一位革命传统人物身上学到的——践行青年的时代责任
对“孝道”要做分析。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周恩来
尊敬老师 孝敬长辈
周恩来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少年。也许大家很想知道他在学校里是怎样对待老师的？在家里又是如何对待父母的？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周恩来尊敬老师、孝敬长辈的故事。
尊 师 的 模 范
尊敬老师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恩来说过：“提倡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养成师生间和同学间友爱团结的优良学风。”周恩来言传身教，在校时尊师，位高时不忘师，是尊敬老师的模范。
先讲一个周恩来尊敬一位小学老师的故事。前面曾经提到，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有位高戈吾老师，是山东人。他是因为在济南高等学堂从事反清斗争遭到通缉而流亡东北的，是个爱国者和革命者。高老师教学很认真，特别是每当讲述中华优秀儿女爱国的故事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学生的心，给周恩来的影响很大。周恩来参加革命后，一次，外国记者在延安问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答道：“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即高戈吾）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这种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历经风雨而与日俱增。
1950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得悉高老师的儿子高肇甫从台湾回到济南后，立即让他一家人去了北京，迫不及待地打听高老师的下落。当得知高老师已经于1940年去世时，他久久沉默，陷入深深的追念之中。周恩来动情地说：“没有高老师的教导，我不会有今天。”然后，他问高肇甫：“高老师留下照片了吗？” 高肇甫回答说：“只有一张一寸的，已经发黄了。”周恩来向高肇甫索要了这张照片，让摄影师进行翻拍，再放大成两张12寸的，其中一张自己留在身边，另一张镶上镜框，回赠高肇甫。后来，当得悉高老师的夫人、自己的师母身体不好时，他又托人给师母送去50元钱，并从国家供应给他自己食用的计划中买了一斤白糖送给这位师母。1962年，高师母病故，周恩来给高肇甫夫妇写信：“惊悉师母病故，……希节哀，注意身体，努力工作。随信寄去100元丧葬补助。”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对小学时的一位老师表示了如此真挚的感情，这份深情怎能不令人感动!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周恩来对中学时一位校长敬重的故事。1913年8月，周恩来从东北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后，又结识了一批新的师长，其中校长张伯苓与他结下了一生的师生情缘。
周恩来考上天津南开学校后，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受到许多同学的敬佩和老师的喜爱，也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器重。在南开期间，因为周恩来家庭困难，南开作为私立学校破例给他免除学杂费。周恩来出国留学，张校长给予他支持和经济上的资助。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越洋考察归来的张校长还专程绕道日本，看望周恩来和其他同学。对这样好的校长，周恩来一直都没有忘记。
1938年12月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张伯苓等都来到重庆，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张伯苓住在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即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周恩来得空就经常去看望张校长。每逢张校长寿辰，他便同邓颖超一道，手捧鲜花去给老师祝寿。一次，周恩来在南开的老同学、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国民党党员张厉生也去看望张校长。他们长谈一阵后，见操场边有一乘滑竿（轿子），两位同学就让张校长坐上滑竿，然后抬起来在操场上转了两圈，把张校长乐得什么似的。第二天，重庆的新闻媒体对此事报道说“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
解放前夕，张伯苓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国民党逃到台湾前，蒋介石要他随其去台湾。周恩来通过在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名义交给张伯苓一封信，传达了“老同学飞飞希望老校长不要动”的信息。“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张伯苓得到这一讯息后，领悟到这是学生周恩来对他的爱护，于是下决心拒绝了蒋介石多次劝他到台湾的要求。他以“年老有病”、“不能坐飞机”等借口左右推辞，终于留在大陆，迎来了重庆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3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张校长乘坐飞机从重庆来到北京。周恩来因国事繁忙，特意派自己的行政秘书何谦去接机。当张校长夫妇被接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家中还没坐定时，周恩来就匆匆赶来看望校长。张校长在北京四个月，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几乎是每个星期天都去看望他。1951年2月23日，张校长因病在天津逝世。周恩来得到消息后马上从北京赶去其家中向张校长遗体行礼默哀，并关切地询问后事安排。周恩来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张伯苓的追悼会是在南开女中举行的，周恩来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担任主祭。他向张校长敬献花圈，上写“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们之间的情谊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敬 老 的 榜 样
作为人子，深受父母养育之恩，尊敬、赡养、孝顺父母是义务，是天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恩来曾谆谆教导青少年：“对‘孝道’要做分析。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周恩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孝敬长辈的榜样。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为人忠厚，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家塾馆教师、政府部门小职员之类的事情，还经常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失业。因此，老人家虽然长年东奔西走，辛勤操劳，却连自己的三个孩子也无力抚养。尽管周恩来不到一周岁时就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为子，但生父周贻能对周恩来的慈爱仍然是很深的。周恩来对生父也是很孝敬的。周恩来小时候就十分体谅父亲的艰难处境，十岁左右就担起了照应两个弟弟一起生活的家庭重担。他离开淮安到东北、天津读书后，其二弟恩溥无人管教，终日顽皮，周恩来还十分自责地写信给他的十三舅父说“七载荒废，责在父兄”，自觉表达了他应该和自己父亲一样承担没有教育好恩溥的责任。直到1910年春，周恩来应伯父周贻赓之召，由堂伯父周贻谦带去东北，才在铁岭与父亲相聚，过了一段不长的父疼子孝的日子。
此后一别，又历七年之久。当他1918年留学日本回国到北京度暑假时，父子才得以再次团聚。这一年8月27日，周恩来在父亲离京南去时，记下了他的“最是伤心”的一篇日记：“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而且，从这天以后，周恩来都一直在想念父亲,竟然想得两个月未记一篇日记。两个月后，他提笔写道：“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
周恩来投身革命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通缉，九死一生。即使在那样险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当在上海得知自己年迈的父亲生活困难时，他还设法让父亲悄悄地和自己一起生活。直到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了，蒋介石委任周恩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以中将军衔，给以上将待遇。 这样，他的生活就比原来稳定多了。尽管他当时为国事忙碌，但还是想着无依无靠的老父亲，特意让父亲从天津经淮安辗转到武汉与他团聚。他父亲乘轮船到汉口的那天，周恩来正在武汉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个会议。轮到他讲话时，周恩来深情地含着眼泪说：“要失陪了，因为我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我们的团结!告辞了!”与会者用掌声送周恩来离开会场。周恩来这几句充满感情的话，表达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和对父亲的深深敬爱。
在重庆的四年里，周恩来知道父亲爱喝酒，一有空闲就陪父亲喝几盅。他还嘱告父亲：“你年纪大了，不能喝过量。酒喝多了，不仅伤自己身体，还要别人照顾你，我们办事处的人少，大家又都比较忙。”
1942年6月，周恩来因为疝气到歌乐山中央医院动手术。恰在这时，他父亲因患疟疾也病倒了。当邓颖超写信告诉周恩来老爷子生病时，病中住院的周恩来十分关切，他在给邓颖超写的回信中说，“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吃的东西亦需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可以说，他对父亲身体状况是比较了解的。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7月10日夜，就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他父亲突然中风病逝了。这使邓颖超十分为难：如果把这个不幸消息直接告诉周恩来，他刚动过手术，身体还在恢复中，且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他哪承受得了？如果不告诉他，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让亲生儿子知道？
就在邓颖超为难的时候，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出面召开了南方局领导层会议，为了能让周恩来尽快恢复健康，决定暂不将其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周恩来，还特意让童小鹏、吴克坚到医院当面对周恩来撒谎说，周老先生病已有所好转。周恩来也信以为真。但是，事情延至7月12日，就在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说“闻爹爹病渐愈，甚放心”时，周恩来的病房里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情：一是护士**用胶布粘贴在墙壁上的花瓶突然摔到地上打碎了。但周恩来并没有往坏处想，因为他就要出院了，所以还写了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二是每天给他送报的报童在下午给他送报时，因为年岁小，或者他根本不知道内情，脱口对周恩来说：“仓库老太爷（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当时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属的下土湾仓库工作）因打摆子（即患疟疾）死了，现正在忙后事。”周恩来一听立刻心神不宁起来，怀疑人们把这个大事瞒着他。于是，他不顾病后身体的虚弱，在未得到出院许可的情况下，提前回到了红岩山上。
周恩来回“家”之后，终于知道了自己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他当场悲痛得瘫倒在地上，放声大哭，泪如泉涌，并向邓颖超发火：“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随即不顾虚弱的病体，为父亲守灵至拂晓，并向毛泽东和中央致电，“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至极，抱恨终天。”他还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为父亲的去世发了一则讣告。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党的***中唯一为自己父亲去世而在报纸上登讣告的人，表达了周恩来继承为子尽孝的中华传统美德。打那以后，周恩来便将父亲在重庆的一张照片带在身边，直到1976年他病逝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时，才从他的上衣衣兜里发现这张背后留有周恩来亲笔“爹爹遗像”四个字的照片。
下面，我们再讲一讲周恩来对母亲的敬爱之情。周恩来对他的生母、过继母和乳母，以及他的婶母、表舅母，周恩来都竭诚敬爱，一生牢记在心。
生母万氏，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善理家务。幼小的周恩来是在她温暖的襁褓中一天天长大的。虽然不到一岁时，万氏就把周恩来过继给了陈氏，但母子之情实在是人世间最原始也是最圣洁的情感，是任何力量都分不开、割不断的。周恩来后来深情地说过，我的生母慈祥、温柔。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宽容和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可见，周恩来对生母怀念之情是何等诚挚!
过继母陈氏对周恩来的成长影响很大，可以说周恩来是在陈氏的膝下度过了童年。在陈氏去世前，母子俩几乎一天也没有分开过。这段时间，正是周恩来人生的初始阶段，过继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了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和素养的提高。她对过继母的亲情甚至超过生母，叫陈氏为“娘”，而称生母为“干妈”。1918年1月2日，周恩来留学日本，白天学习、交友，十分繁忙；深夜，送走朋友后，拿出随身带来的母亲（过继母陈氏）诗稿，焚香静坐，流着泪水记下纪念母亲去世十周年的日记：
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过，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这篇日记字字深情，行行意重，周恩来对陈氏母亲的深切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1950年，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高级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作过好土地改革关的动员报告时，十分动情地说：“1946年蒋介石还都南京，我也跟着到了南京。南京离我的老家淮安很近，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他说到这里，潸然泪下，足见他对母亲怀念之深。
杨氏是周恩来的嫡亲婶娘，一辈子受穷受苦。周恩来十岁时，要开始管家，外出应酬；他的生母、过继母先后去世，生父、伯父都在外地谋生，大叔父贻奎瘫痪在床，杨氏就成了他的实际监护人。尽管周恩来是周家的长孙，但毕竟是个十岁的孩子，杨氏总是尽力爱护他、关心他。因此，周恩来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位婶母。日本侵略者侵占两淮（淮阴、淮安）前，周恩来就通知淮北区党委，把婶母接到淮宝县（今楚州区）林集区的乡下，以防惨遭日本人的毒手。
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就两次让婶母去北京和他一起生活。婶母到北京后，百忙之中的周恩来特意利用少有的星期天，和邓颖超一起陪婶母去游颐和园，还上游船亲自给她划桨。当婶母不习惯北京的生活时，周恩来又派警卫员王雨波把婶母送回淮安。后来，婶母病了，他连续给淮安县领导写了三封信，表示了对婶母病情的关怀。一封是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总理写给县人委的信：“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来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重复发，陶华（杨氏儿媳）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另一封是1957年3月13日总理办公室寄给县人委负责同志的信：“总理伯母（指婶母，以下同——编者注）去年逝世后的善后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 还有一封信是1957年4月19日周总理给县人委的信：“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伯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我伯母家现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寄给，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现寄去安葬我伯母费用所尾欠垫款25元，请查收。” 婶母去世后，他很快给淮安方面寄来了医疗费和丧葬费，对婶母的养老送终十分周到，倾心尽到了侄儿的孝道。
尊敬老师，是每一位青少年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做人准则。古人曰：“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意思是说，天体运动产生四季变化，大地孕育产生物质财富，父母生下子女，由老师加以教导。学生的每一次进步、每一点成绩，无不凝结着老师的辛劳和奉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老师的教诲，就不会有每个人的成长和事业，就不会有社会进步和国家昌盛。古人还说：“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只有首先做到孝敬父母，才谈得上其它社会道德。因此，孝敬父母，尊敬老人，自古以来就成为人们立身处世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是最爱我们的人，又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并要把它扩大到尊敬所有的长辈。俗话说，没有老，就不会有小，没有老人昔日的奋斗与创造，就不会有今天社会的财富和进步。当今时代，尊敬老师、孝敬长辈的“孝敬”之道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扬光大。尊敬老师就要做到接受老师的教导，向老师学习优秀品德和科学文化，对老师要讲究礼貌；孝敬长辈就要做到听从父母长辈们的正确教导，听取和思考他们的正确意见，接受父母或依据法律规定的长辈的监督，对父母、长辈要关心、照顾、体贴。决不能在新的形势下，经不住诱惑，抵不住侵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恩师和爹娘。”作为青少年，尤其要牢记周恩来的教导，以周恩来为榜样，从小养成尊敬老师、敬重长辈的优良品德，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自己看看按着自己理解的改变一下既可以了
天下文章一大抄么 记得给分哦 亲
好了，今天关于“津南日本留学机构学费多少”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津南日本留学机构学费多少”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启示。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