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来为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关于张家口德国留学申请中介的问题。以下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结和归纳，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解放战争中使用的”掷弹筒”是什么东西？
掷弹筒从原理上来说，是一门超轻型的迫击炮，说起来的它之所以被创造 还有日本人的很多功劳。
大正十年掷弹筒口径50毫米，重量很轻只有2.6公斤，射程为175米。它的设计目的主要是日本军方希望能够弥补中型迫击炮和单兵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档，同时能够大大增强步兵班的火力。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在日军服役长达25年，直到日军二战战败为之。
但是大正十年式自身性能不佳，它的射程太短（不到200米），这让士兵无法在较为安全的距离使用它，另外它的精度也不佳，这使得它很快就被后来八九式掷弹筒所取代。
八九式掷弹筒是大正十年的改进型，口径也是50毫米，全炮长413毫米，炮筒身长260毫米，全炮重2.7公斤，炮筒重1.6公斤，炮筒脚长170毫米，炮筒板重1.1公斤，脚板高60毫米，脚板宽67毫米，最大射程700米，有效射程500米。
八九式也是日军二战中主要装备的掷弹筒，也是本文的主角。
设计初衷
日军的掷弹筒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迫击炮，它的主要特点是射角大，弹道弯曲，射程不远。主要用来杀伤躲藏在工事和隐蔽物后的敌人 或者在远距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它的杀伤效果好，操作方便，可以伴随由单兵携带随一线步兵移动，对一线步兵进行支援。由于单兵携带且可以隐蔽在障碍物后发射，它的隐蔽性很强。
对于1929年的日军来说，他们的小队（排）一级火力较弱。虽然每个小队配有二挺射击精度很高歪把子轻机枪，但是该枪实战射速很低，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火力。
虽然这种装备的日军在山东和装备更差的中国北伐军的交手中占了上风，迫使中国军队撤出济南。但是对于日军将要面对的其他强大对手（比如英美苏），日军步兵小队火力颇有不及，而且短时间也是无法赶上和超过的。
掷弹筒的作用大约相当与现在的枪挂榴弹发射器,可以由单兵携带打击敌人隐蔽火力点或者以小集团存在的敌人有生力量.
在二战和之后的多次战争中,并不存在多少像**中一样几百几千人挨着人密集冲锋的场面。绝大部分的战斗都在己方炮火或者装甲车辆的掩护下,以班或者排为单位的小分队形式出击.这种作战由于人数少且分散,用枪械武器打击这些目标是比较困难的,越战中美军平均每杀伤一个越军要发射1.5万发子弹.
相反，掷弹筒这类武器就很不同，它发射榴弹的杀伤距离可以达到十多米米（使用特殊榴弹可以达到20米）。由于发射距离很近，命中率很高（日军老兵命中率高达95％），如果是集团目标一发榴弹往往可以杀伤十多人。和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巷战中，黑人民兵由于火力不及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和游骑兵而频繁发射RPG火箭筒弥补一样。日军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步兵排，只能通过非常规手段解决。
掷弹筒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增强步兵火力的武器，很快被加入现役，在日本军队使用长达二十多年。在中国战场甚至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整整使用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掷弹筒的主要优点
1. 重量轻,易于携带,可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
世界同口径的迫击炮一般至少要超过6公斤，八九式掷弹筒只有不到3公斤，居然比一把步枪的重量还要轻的多，非常适合单兵携带。
九一式手榴弹也不过0.45公斤，一个弹药袋装弹八发也不过3.6斤，加上掷弹筒整个作战系统一共不到7公斤，比一挺捷克式轻机枪还要轻的多。由于重量轻，掷弹筒小组不会像迫击炮组或者重机枪组一样由于负重大－－无法及时随一线步兵作战。实战中，掷弹筒小组甚至可以随着步兵冲锋。
2. 威力不错,造价低
一般来说，掷弹筒的杀伤半径大约在5到8米，一发榴弹如果落在人群中可以杀伤数十人，这个威力对于50毫米口径来说还是不错的。
掷弹筒对待技术成熟的日本来说，造价只有步枪的四分之一，而九一式榴弹和普通步兵手榴弹基本相同也是极为廉价。如此的价格相对掷弹筒的不错的战绩来说，简直是太便宜了，在二战期间仅仅国民政府就制造了4万多具，大量装备国军部队。
3.可以发射化学武器
大家都知道日军在二战中曾经普遍使用化学武器，直到今天还有数十万枚化学炮弹留在我国东北没有处理。日军中一般把化学武器叫做“决胜武器”，他们认为化学武器对于防守非常顽强但是基本没有装备防毒面具的中国军队效果极佳（日本士兵每个人都配有防毒面具），可见其重要性。在最为艰难的攻坚战或者防御战中，日军采用迫击炮和掷弹筒大量使用化学弹头。在1937年的凇沪会战中日军首次使用掷弹筒发射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造成中国守军很多士兵失去意志。到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由于日军遭遇国军多次围歼和更为顽强的阻击，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造成中国士兵的大量伤亡。
整个八年抗战的某些战役中，中国军队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伤亡在化学武器上。
而掷弹筒属于排一级一线支援武器，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非常及时的释放化学武器进行战术打击，非常方便。
日军在中国的使用
二战中的日军 大量装备这款武器，每个日军步兵小队（相当于中国的排，人数在50人到70人之间）都配备一个机枪小组（有二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小组（有二个掷弹筒）和二个步枪班。
每个掷弹筒一般由一个掷弹筒发射手和一个弹药手构成，对于一些日军的精锐部队，每个小组会多增加一个弹药手以保证弹药的充足和预防战斗中该小组可能有的减员。
八九式掷弹筒使用的弹药是九一式手榴弹，它和二战中日本步兵普遍携带的单兵手榴弹九七式手榴弹性能基本相同。采用圆柱形铸铁弹体，外有纵横刻槽，将弹体分成50块（中国人俗称甜瓜手雷），爆破部装有TNT炸药6.5克，杀伤半径为8米（相当不错了）。
八九式掷弹筒由特制的弹药袋携带，一个弹药袋可以携带8枚榴弹，一个二人掷弹筒小组可以携带16枚。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为什么掷弹筒射手和弹药手携带的弹药数量居然相同，这些因为弹药手还有保护射手的义务，除了弹药以外他还要携带一把步枪。
发射时 先由射手先拉动击发杆，然后由弹药手将弹药从筒口装入，完成弹药的安装。左手握住发射筒，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直至调节杆达到对应长度，射手通过瞄准线进行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将榴弹射出。
掷弹筒是日军小队火力的支柱，据说日军大多数的掷弹筒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实战中的400米内命中率高达在85％到95％，十分惊人。进攻战中，日军掷弹筒小组跟随一线步兵作战，主要打击国民革命军的机枪火力点。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日军在抗战八年中并非如同所谓的大日本武士一样动不动就挺着刺刀冲锋，而是以一种极为狡猾方式作战，
实战中，日军一旦遭遇国军较为坚固的重机枪或者轻机枪火力点，立即停止进攻随地隐蔽。等待跟随部队前进的掷弹筒小组准确的将其打掉。在淞沪会战中，中央军18军14师42旅的36挺重机枪被小日本用平射炮和掷弹筒打掉了32挺，剩下的也没有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时的国军重机枪手回忆，他们一般只能打几百发就要转移阵地，不然日军的掷弹筒就会准确的打来。而一挺近100斤的重机枪转移起来谈何容易！一旦国军的机枪火力被摧毁，日军立即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火力，随即立即以优势兵力发起冲锋。由于对于掷弹筒极端的依靠，一旦失去掷弹筒日军甚至连怎么作战都不知道了。
而在防御作战中，日军以掷弹筒和机枪火力协同。首先以重机枪火力压制住国军战士的冲锋，然后在对方手榴弹的距离之外用掷弹筒对冲锋的国军战士进行准确的杀伤。国军战士如果起身会遭到机枪火力的杀伤，俯身隐蔽又被掷弹筒杀伤。由于掷弹筒榴弹破片的杀伤半径可以达到8米，经常造成国军战士的严重伤亡。这也是八年期间中国军队阵亡一百多万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军的仿制和使用
国民政府早在1934年的就开始仿制日本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但是由于其性能一般，并没有大量装备部队，只是培养了一批相关的技术人员。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军在早期的华北争夺战和淞沪南京会战中见识到了日军掷弹筒的厉害，又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国民政府进行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还是以牙还牙。由于国军方面有仿制大正十年的技术底子和一整套设备，所以很快在1938年仿制了出一款新式掷弹筒，它是大正十年式为基础改进品，命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
它的主要性能和日本大正十年大体相当，和日军主要装备的八九式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区别在于民国二十七年式采用滑膛式精度较差，它的射程也只有250米，虽然比大正十年式要远100米，但是远不及八九式的600米射程。不仿制性能更为优秀的八九式并不是国军不想仿制，而是自身的技术力量不够，同时由于战争的对于掷弹筒的需求的迫切性让兵工企业也无法从容的研究。
整个抗战期间，国军的军工企业生产了4万多具掷弹筒，还有多达150万枚的榴弹（平均每门三十多枚榴弹）。虽然该掷弹筒技术比较落后，但是仍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军在火炮上面的严重不足，深受国军基层士兵的喜爱。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仿制和使用
虽然八路军早在平型关战役就曾经和日军掷弹筒交过手，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厉害还是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役中。当时日军数万军队为了报复百团大战而发动了大扫荡，其中冈崎大队（600多人）与崛田大队（200多人）二个营孤军深入八路军腹地，在关家垴被八路军优势部队团团围住。
彭老总下令129师务必全歼这股日军，不然从师长起全体军法处置。结果这支没有重武器只有几挺重机枪和几个掷弹筒的冈崎大队，居然凭借关家垴的优势地形居然挡住了129师长达三天的强攻，并且造成八路军的严重损失，其中25团、38团负伤的有1570人，牺牲500多人，其他参战的还有第772团、第769团等都有相当的伤亡，伤亡总数超过3000人。日军伤亡也很重，冈崎大队长自己被击毙，日军能够作战剩下不到百人。
关家垴战役中，日军的掷弹筒虽然弹药不足，但是对密集冲锋的八路军战士造成的伤亡仍然非常严重。在日军掷弹筒的打击下，部分八路军连排最后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战士。战后八路军高层人员开始重视掷弹筒的作用，经过详细分析以后，他们认为对付日军掷弹筒最好办法只能是仿制相同的装备（这点和国军方面的认识相同）。
同时掷弹筒重量轻且威力大，之前准备时间又短，非常适合八路军展开的游击战。当时八路军由于中期的扩编，兵员素质和装备水平比起抗战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下降。大多数八路军士兵战前没有超过十发发的实弹射击（部队子弹缺乏，战斗都不够，哪来练习），这样的士兵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来说，连民兵都不能算。同时八路军的步兵装备主要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轻机枪，虽然也有少量迫击炮但是炮弹奇缺。这样的装备是无法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在远距离作战的，所以八路军只能采用近距离突袭作战的方式，以削弱敌人火力的优势。
当时的日军士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这种方法一度非常有效，八路军甚至用一部分新兵手持长矛埋伏在路边后配合主力部队冲锋（步枪数量不足），消灭过日伪军一支百人的运输队。但是，日军在后期调整了战术，大量使用掷弹筒以克制八路军的密集冲锋。由于掷弹筒射速很快，优秀射手每分钟可以达到20多发，在八路军战士冲锋的几分钟内，掷弹筒已经可以射出大量的榴弹。一发榴弹杀伤半径就有八米左右，一发榴弹往往就可以造成冲锋的八路军士兵数人的伤亡。一段时间八路军伤亡较为严重，其中伤亡于掷弹筒下的高达35％。
八路军高层鉴于此，于1940年10月下令，要求八路军军工部门立即仿制。当时接到命令的八路军军工部长刘鼎很快依靠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缴获的日军掷弹筒的原物，于1941年4月仿制出第一款自己的掷弹筒，一共有40门，八路军方面称为五零小炮。在五零小炮的研制期间，八路军的军工人员克服了许多旁人看来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让各方都大为震惊。吃到苦头的日军甚至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其实整个研制过程极为艰难，主要的问题在于原料和加工方法。
首先说说原料
当时八路军的根据地在落后的中国也是属于贫穷的地区，掷弹筒体所需要的钢管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而自行制造就需要大量的钢材和较为复杂的工艺。当时根据地无法炼钢，唯一的钢材来源是通过拆卸日军控制的铁路的钢轨。
拆卸工作一般由当地的民兵和老百姓完成，之后将钢轨和八路军军工部门换取步枪和手榴弹。日军由于钢轨的丢失曾经多次沿着铁路发起扫荡和屠杀，这个原料来源也是不容易的。
解决了弹筒材料的问题，弹药材料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弹药对于原料的需要量更大，我们得到钢轨数量又非常有限，不可能使用钢轨作为弹药的材料。设计人员再三考虑，决定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但是传统工艺生产白口生铁是当地农民用土法冶炼出来的，含碳量高，铁质非常脆，一经机器加工弹体就会发生碎裂，无法使用。刘鼎部长在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的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使用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解决了弹体脆弱的问题，1941年就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榴弹，尽可能的满足前线的需求。
再说说加工技术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加工技术的问题又凸现了出来。制造 掷弹筒体也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没有点焊焊接技术，锻接粘合造出的弹筒又无法经受高温等，设计人员都用惊人惊讶的想象力将其解决，并且通过多次改进加快了生产速度。另外，日军八九式掷弹筒是为了增加精度是有膛线的，榴弹上也有相应地有紫铜制的弹带。根据地的技术力量无法制造膛线，也没有紫铜资源（平时战士作战连子弹铜壳都要尽量捡回来）。设计人员经过研究，决定效仿国军的民国二十七年式，放弃线膛结构，采用滑膛结构。但是又借鉴国军掷弹筒射程近的缺点，将五零小炮的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保持了500米的射程。后来八路军又对五零小炮进行了多种改进，生产出精度更高的按式发火掷弹筒，60毫米口径掷弹筒，甚至还有可以用来平射打碉堡的掷弹筒，总之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系列产品。
从1941年处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简2500具、炮弹20万发，装备近30个团。其中129师等八路军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个，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和日军之间的火力差距。
新四军则和八路军不同，由于水乡作战的特点，新四军以生产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整个抗战期间，新四军只生产了400个掷弹筒，掷弹筒榴弹的产量有2万发。
整个抗战中，八路军的军工部门面对根据地极为恶劣的条件，仍然不屈不挠的创造性的完成了 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研制的过程中，技术工人张师傅试验榴弹时牺牲，魏振样老师傅明知有危险也坚持试验，被炸断了右手。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刘鼎部长也亲自参与了试验，还遇到了严重的炸膛事故，如果不是战友及时的掩护刘部长也很可能受重伤。八路军军工人员的英勇和无畏实在令人钦佩。
抗战后和淘汰
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其实就迫在眉睫。
国共双方互相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日军控制的据点，国军在山海关以内占到了很大便宜。由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是一个极端反共人士，他并没有遵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下达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向八路军投降，从而充实八路军实力，让国共内战更为激烈，日本坐享其成的命令。而是命令侵华日军一律向国军投降，如果遇到八路军强制命令投降，日军就必须立即抵抗。美国也使用飞机帮助国军抢占大城市，结果全国除了张家口以外的大城市全被国军占领，不过八路军也占领了大多数华北的中小城市，得到了相当的日军装备。
至于在山海关外，由于苏联使用武力禁止国军早于八路军进入。十多万八路军抢占东北以后，接受了大部分的关东军装备和四十万满洲伪军的的装备，实力大增。其中苏联转交给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八路军就得到步枪2万支，机枪1000挺，150门火炮和数百万发各种弹药。还有在苏军协助下，八路军解除锦州伪满一个守备旅的武装，就得到了步枪3000多支，机枪200多挺，火炮数十门，还有100多箱炮弹和500万发子弹。整个东北八路军在入关几个月内就得到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
1947年国军装备4万具掷弹筒，于重轻机枪之比是1：2，而解放军只有5000具，约是国军的1/8，这一年解放军生产掷弹筒榴弹16万发，主力部队每个班都配备一个掷弹筒。
到了1948年随着前一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在1946年7月到1948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解放军总共缴获国军步枪九十万余支，机枪六万四千余挺，迫击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炮、榴弹炮、加农炮一千一百余门，掷弹筒近二万支。通过歼灭国军后缴获和自己控制的东北大型军工厂的大量生产，掷弹筒的数量和国军基本相当，全年生产榴弹十几万发。到了1949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歼灭国军近二百万主力，在掷弹筒的数量上也大大占了优势。
虽国军方面然战败，但是整个内战期间，国军方面共生产掷弹筒8万多具，榴弹60多万发。但是随着内战的结束，到了1950年底，掷弹筒及其弹药开始退出解放军装备序列。
到了朝鲜战争时期，入朝的大多数部队都撤销了掷弹筒班。比如38军每个步兵连撤消掷弹筒班，增设1个60迫击炮排（3门制）。但是由于60迫击炮数量不足，对掷弹筒实战性能的肯定。38军步兵连取消掷弹筒编制后，仍然有少量的掷弹筒被基层干部以“战损”名义，悄悄留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三次战役后，38军113师仍有少量的此种装备。
掷弹筒为什么被淘汰呢，主要还是其自身的缺陷所致。
掷弹筒的主要缺陷在于其瞄准和精度上。掷弹筒没有类似于迫击炮一样的精确瞄准器，它只能进行概略的瞄准。简单的来说，就是射中不射中，主要靠的是射手的感觉和经验。虽然在有经验的老兵手中可以做到每发必中，但是如果由没有经验的新兵来发射，很容易造成每发都不中的情况。
日军到了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争的后期，由于老兵大多在之前的战斗中阵亡，新兵无法又有效操作掷弹筒，大大减弱了步兵的火力。当时就有日军高层建议取消掷弹筒的观点。
另外，掷弹筒的虽然有膛线，但是炮管很短，会造成精度不够。而发射掷弹筒时必须一手扶住筒身，射击的后坐力难免会导致手的震动，造成筒身在发射一瞬间的抖动，使得精度的严重下降。
还有，随着迫击炮技术的飞速发展，迫击炮的价格和重量逐步和掷弹筒接近(苏联人在二战期间生产了多达82.5万门迫击炮），加上迫击炮有射程和精度上的优势，掷弹筒的淘汰看来是在所难免的。
有关詹天佑的故事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詹天佑
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西名天佑.杰姆（留学美国时用）。12岁留美，为中国所派之首批留学生。1881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水陆师学堂，后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09年完成通车，成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著作有《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汇》等书。
**《詹天佑》介绍
一九零四年，清朝政府筹建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英俄两国同时争夺修筑权，相持不下。清政府对两方均不敢得罪，只得决定自力修建。一九零五年聘詹天佑为总工程司（今称工程师），外国人嘲笑说：“能修建此路的中国工程司尚未出世。”詹天佑以他崇高的责任感和顽强毅力，以我国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阻碍，终于在1909年修建成举世瞩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第一条自力修建的铁路。
随后，詹天佑除接受了修建四条铁路的邀请外，还怀着热望策划修筑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以构成实现和京汉铁路连成一条的、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干线。然而，1911年，清政府发出一道把全国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命令，逼迫詹天佑交出粤汉铁路，使詹天佑感到极度绝望。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新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提出“全国铁路网建设”的宏伟规划，同时提出将原计划修建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合并成立汉粤川铁路公司，并请詹天佑担任会办。
一九一九年，修建铁路大权重又落入官僚政府和列强之手，詹天佑修建汉粤川铁路的工作，再度受到重重阻力。他深深感到，修建铁路一事，不能自主，实际上就是列强不愿让中国人控制自己国家的命脉。为改变这样的处境，他团结周围人士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欧战结束，詹天佑不顾身患腹疾，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冒着严寒赴会，与企图霸占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表论战，取得了我国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利。回国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他锲而不舍，在铁路战线上与列强斗争不息的事迹、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的品质，将和后人为他树立的铜像一起，永远给我们无限启示。
这部**上海**制片厂拍摄，导演是著名的**艺术家孙道临，主要演员：詹天佑——冯淳超、谭菊珍——惠娟艳、杨 逊——孔祥玉、郑元直——高 明、孙中山——卢 奇、袁世凯——林连昆。
詹天佑，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福建水师旗舰“扬武”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路、萍醴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那拉氏为修颐和园每年不惜数千万金，独不愿为修路出钱。京张铁路经费全靠关内外铁路的赢余，而此款却被控制在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正当进入第二段工程时，汇丰银行故意刁难，拖付款饷，造成误工。詹天佑既不善钻营于权贵，更耻于逢迎于洋人，因而愤懑至极。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京张铁路建成典礼
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京张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京张路完式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在华角逐，竟使这位爱国的、天才的杰出工程师不能施展才能，焦虑至极。终因劳瘁成疾，于1919年4月24日下午三时半逝世于汉口，享年五十九岁。
北京到张家口是几几年完工的
京张铁路起始自北京丰台柳村，经居庸关、八达岭、河北的沙城、宣化至张家口。全长约200多千米。1905年9月开工修建，于1909年建成通车。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建设完成，投入营运的干线铁路。由当时的清政府委派詹天佑为京张铁路局总工程师（后兼任京张铁路局总办）。
关于詹天佑的事
詹天佑与京张铁路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铁路、萍醴铁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出自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一百多米，是居庸关的三倍长。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詹天佑为了缩短工期，想出了“竖井开凿法”，为了火车上山，创造了“人”字形线路，这些方法都在现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京张铁路建成典礼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京张铁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京张路完成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1919年，第一次欧战结束，詹天佑不顾身患腹疾，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冒着严寒赶赴会议，与企图霸占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表论战，取得了我国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利。回乡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他锲而不舍，在铁路战线上与列强斗争不息的事迹、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的品质，将和后人为他树立的铜像一起，永远给我们无限启示。詹天佑出生于1861年3月17日，于1919年4月24日逝世，享年58岁。字眷诚，号达朝，汉族，广东南海人，居住在湖南省，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英文名：Jeme?Tien?Yow；他是中国首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等铁路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搜集反映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资料
一、梁思礼
梁思礼是第一批回国效力的留美科学家之一。事实上，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梁思礼就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到祖国。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1941年，17岁的梁思礼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留学。1949年9月，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人在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途中，用自作的收音机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们兴奋不已，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船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回国后，梁思礼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华罗庚
华罗庚是江苏常州金坛区人，生于1910年11月12日。小时候，他就特别喜爱动脑筋思考问题，常常一动不动，别人都笑他“罗呆子”。
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凭，全靠自学成才，进入清华大学。1936年，华罗庚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正教授。1950年，华罗庚携夫人、孩子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 邮轮，从美国出发回到中国。在香港停留期间，华罗庚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信中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留美科学家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华罗庚回国后，致力数学研究，让中国的数学研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带出来陈景润、王元等一批世界顶尖数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数学之神”、“人民数学家”。
三、朱光亚
朱光亚是与华罗庚一道乘船回到祖国。
朱光亚是湖北宜昌人，生于1924年12月25日。1945年，蒋介石国民政府提出做原子弹的构想，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朱光亚以吴大猷助手的名义一同赴美。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与华罗庚等科学家一道经香港回到祖国。抗美援朝时，朱光亚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任英文翻译。随后，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筹建。
四、邓稼先
邓稼先是安徽怀宁县人，生于1924年6月25日。他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杨振宁成为好友。1948年，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1950年10月，就在邓稼先毕业那年，美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美国有着优越的条件，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环境都是“一穷二白“的祖国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回国，不畏任何艰险投身祖国建设。
回国后，邓稼先参与领导原子弹、氢弹研制。邓稼先在研制中奋不顾身，遭受了辐射，患上了直肠癌。一年，回国探亲的杨振宁问：“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把命都付出了，这般不要命？”
邓稼先笑着比了比两个手指，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由于直肠癌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
五、钱学森
钱学森回国，堪称一波三折。
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市临安，1911年12月11日出生。1934年，23岁的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于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学森与夫人蒋英商量，回国报效祖国。但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钱学森在回国时被扣留下来，还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和FBI的监视中。
1954年，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好友陈叔通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决定给他写信求助。这封写作烟盒纸上的信辗转最终抵达中国。在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斡旋下，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举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两弹一星”元勋。有人说，他的回国，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进程，至少提前了20年。
六、钱三强
钱三强是浙江绍兴人，于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湖州。他的父亲相当有名，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与鲁迅关系极好。钱三强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1937年9月，钱三强留学法国。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回到祖国怀抱。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定后，钱三强担任了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全身心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中。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震惊了世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建设，急需大批懂科学技术的人才。
中国政府全力动员在外留学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当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张文裕、王希季、师昌绪等一大批科学家归心似箭，放弃在外国的优厚待遇，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奔向祖国的怀抱。
他们把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一穷二白”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冲破阻力回国效力的科学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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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的生平事迹
詹天佑人物平生：
出洋留学
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61年 4月26日）詹天佑诞生。广东南海人，为南海县民籍。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曾祖父万榜，因经营商业，携家眷于自原徽州府婺源县到广州府定居。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南海县申请入籍，经南海县府批准入籍。父詹兴洪，以代写书信刻印章谋生。
清同治元年至十年（1862年至1871年）詹天佑幼年就学于私塾 。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爱国革新思想家容闳条陈清政府选派幼童留洋以求引进西学，革新社会，获准后赴香港，港招考幼童一百二十名。兴洪夫妇经挚友谭伯（广州香山人，往来澳门经商）劝说，决定送子报考幼童出洋。考取幼童出洋，随容闳由香港到上海，入上海出洋局预备班，从陈兰斌习汉文，从容闳习英文。1872年，与蔡绍基、梁敦彦等首批幼童三十人赴美 。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詹天佑入美国康奈狄克州威士哈芬（West Haven）小学。寄宿于校长（.L·H·Northrop）家中 。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美国哈德福城（Hardford）柯林斯街（Collins）建成楼房，供教师及学生住宿，督责学生学习汉文甚严。继续在威士哈芬小学求学。
清光绪三年（1877年）继续在纽哈芬希尔豪斯中学求学。
清光绪四年（1878年）在纽哈芬希尔豪斯中学毕业，为全校第二名。考入耶鲁（Yale）大学谢菲尔德（Sheffield）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并专习铁路工程。
清光绪五年（1879年）在耶鲁大学学习成绩优异，获得数学第一名奖金。
清光绪六年（1880年）继续在耶鲁大学学习，再次获得数学奖金。
回国任教
清光绪七年（1881年）为耶鲁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在耶鲁大学毕业（当时耶鲁修业期限为三年）。原定继续实习研究三年之计划未能进行。毕业论文题目为“码头起重机研究”。毕业后立即回国。当时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留美学生，1881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二人。另一个为欧阳赓。回国后，被派往福州船政局后学堂学习海军轮船驾驶，成绩优异，得五品军功 。
清光绪八年（1882年）在福州船政局后学堂毕业，考取一等第一名，被派往扬武号兵舰操练，为实习船员。
青年詹天佑
清光绪九年（1883年）继续在扬武号[8] 兵舰操练，为实习船员。
清光绪十年（1884年）2月至10月，任福州船政局后学堂教习，因教导出色，获得清政府五品顶戴奖。10月，由张之洞邀请回粤，在广州黄埔广东实学馆（后改名广东博学馆）外文教习。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继续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继续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修筑沿海炮台和测绘广东沿海海图（为我国第一幅海图）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继续在广东博学馆（后改名广东水陆师学堂）任职。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谭菊珍举行了结婚典礼。
修筑铁路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开平矿务局留美同学邝孙谋介绍，到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从事塘沽到天津铁路铺轨工程。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继续任中国铁路公司帮工程师，修筑唐山至古冶铁路。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修建唐山至古冶铁路。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修建自古冶向山海关的铁路。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修建古冶至山海关铁路。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修建古冶至山海关段最艰巨工程——滦河铁桥。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首次在我国铁路使用压气沉箱法修建滦河铁桥桥墩基础成功，解决了英国工程师未能解决的因滦河洪水季节水流冲毁打桩而形成的施工困难问题，引起中外注意。此桥为17孔钢梁，全长约640余米，为我国当时最长铁桥。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为中国工程师入此会之始。古冶至山海关铁路建成通车。关外铁路开工，修至中后所（绥中）时，因中日战争而停工 。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北洋官铁路局帮工程师，率队测量、修建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率队修建津卢铁路。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任职需有官称，依清政府捐官办法，报捐选用州同。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官办关内外铁路总局帮工程、锦州忒路驻段工程师。自中后所向东展修关外铁路。推广使用压气沉箱法修筑女儿河等桥梁 。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锦州铁路驻段工程师，关外铁路通车到锦州。主持修建营口铁路支线（沟帮子至营口）。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建成营口支线，正线长约73公里。帮办关外铁路事宜。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关外铁路停工，被派往萍醴铁路办理修建事宜，坚持此路采用标准轨距。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派参加自帝俄手中接收关外铁路，主持修复工程，迅速通车，任新易铁路总工程师，12月开工，冬季施工。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新易铁路通车 （长43公里），较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建成。父病逝，返粤奔父丧。在粤时勘测潮汕铁路（潮州至汕头，长39公里），后因此路修建权操于日人之手，乃毅然离去。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职途中过上海时，被中国铁路总公司聘为工程顾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派调查道清铁路。任官办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12] 。5月率工程学员徐文张鸿鹄从丰台起测量到张家口，6月返回，提出调查报告及修建办法，10月开工。从关内外、江苏等铁路延请留美工程师邝孙谋、颜德庆和首届毕业（1893年）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工程班之工程师陈西林、翟兆麟、沈琪、柴俊畴、俞人凤和山海关铁路学堂工程学员多人修建京张铁路。向商部提出说帖，建议全国统一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米）标准轨距、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姜妮（Janney，未使用通称詹尼之译名）自动车钩。任商部路务议员。与邝孙谋等被派为我国出席在美国召开的第七次万国会议代表，因工作繁忙，未能赴会。被选入上海欧洲皇家工程师建筑师学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张铁路首段（丰台柳村至南口）建成通车，开办运输。南口至岔道城及岔道城至张家口两段加紧修建。商办广东粤汉铁路邀请返粤，主持此路。因京张路工作紧张，由邝孙谋离京张往广东粤汉铁路任总工程师。致书美国友人，专门了解适合在大坡道上行驶的机车类型，以解决京张铁路关沟段牵引动力问题。与美国友人威利信称，中国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以进行革新。任学部考试回国留学生襄试官。任江苏铁路工程顾问 。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任邮传部路务议员。京张铁路重点工程八达岭隧道开工。京汉铁路黄河大桥正在修建，河南省主事者虑及河道安全，特请前往视察此桥工程。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达岭隧道（长1091米）、居庸关隧道（长367米）完工。在开凿中使用爆炸力强但较安全之拉克洛炸药（ackarock）为隧道工程首次使用。怀来河大桥（钢梁7孔、共长210余米）竣工。全路各桥之桥墩混凝土中掺加片石，以节省水泥。京门（北京至门头沟）支线（长25公里）建成，以利解决机车用煤 。
因筹划京张铁路功著，被派任邮传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衔。札调邮传部参议厅行走，到部赴任，仍兼京张铁路总办总工程师。任津浦铁路参议。由于津浦铁路开工后，山东省恐黄河建桥阻塞河道致生灾害，12月末，清政府派往审定济南黄河大桥工程设计。商办四川省川汉铁路首段宜昌万县间，连山大岭，险峻异常，应川鄂两省人士吁请主持此路工程。川督奏请派任川路总工程师。因京张铁路未完，经商定，先派副手往宜昌筹办。
清宣统元年（1909年）1月提出调查济南黄河大桥工程报告。被派赴沪嘉铁路验收。评该路“工坚料实，建筑合度 ”。5月举行开车典礼。京张铁路建成通车（7月4日铺轨至张家口。9月19日邮传部验收全线至张家口，举行茶话会；9月24日全线开行列车；10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通车典礼），长约200公里，提前两年建成，节约经费约29万银两，质量良好，修建成本为全国同级铁路中最低者。邮传部以本部丞参候补。继续筹划并展筑张绥铁路（自张家口通至绥远）。被派任商办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详细安排勘测修建工作[7] 。川汉铁路农历十月（公历12月）二十八日在宜昌举行开工典礼，中外来宾接踵前来参观，惊为奇事。任商办洛潼铁路（洛阳至潼关，230余公里）工程顾问，实地勘定自观音堂经硖石、张茅至陕州一带（50公里）入陕必经之山区线路，并制订分三大段修建全路之规划。被选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工商技艺学会会员、英国北方科学与文艺学会会员。
清宣统二年（1910年）商办川汉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力修建，自宜昌开工，修建宜昌至万县之首段工程，坚持宜万段沿江线方案，未被当政者采纳，不得不按内陆山区线开工。元月，被授予工科进士第一名（授予詹天佑、魏瀚、李维格、郑清濂、邝荣光、吴仰曾、杨廉臣以工科进士；张康仁以法科进士）。当选为商办广东省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邮传部据此派任总理，并自兼总工程师。任学部一等咨议官和考试回国留学生主试官。对考生谈话称，自国外学了些知识回来，要为国家做些贡献，要做事，不要只当官。与邝孙谋等作为我过代表被派往瑞士出席第八次万国铁路会议。因工作繁忙，未能赴会。
清宣统三年（1911年）京张与张绥铁路合称京张张绥铁路，成立工程总局，并设立张绥工程处。
赴广州就任粤路总理，并自兼总工程师。邝孙谋离粤路北上，任京张张绥铁路总工程师。广州至黎洞通车（长约106公里）。5月，清政府将商办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川汉铁路被迫停工。6月，粤路公司致电川路公司称保路机关所已成立，请协力保路 。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广州领导广东省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制止离散，保证列车照常运行，以实际行动迎接辛亥革命。
民国工程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5月，在广东省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迎接孙中山先生视察。7月，任粤汉铁路会办。9月，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和张绥铁路工程处，总工程师邝孙谋陪同视察。12月，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被授给三等嘉禾章。在广州创立广东中华工程师会，被选为首任会长。当时，国外工程界研究发展独轨铁路，公在广州演说介绍国外研制的单轨铁路。詹天佑被选为英国混凝土学会会员。詹天佑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评议员。年内广州至连江口通车（长120公里）。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6月18日任交通部技监，主持全国交通技术工作，仍兼汉粤川铁路会办。驳斥广宜线德籍总工程师雷诺贬低并排斥中国工程师之言论。维护了我国工程师之地位及修路主权。《京张铁路标准图》册，由广东中华工程师会出版。创意广东中华工程师会、上海工学会、上海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成立中华工程师会于汉口，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詹天佑以交通部技监任汉粤川铁路督办。针对外国借款短缺严重困难，统一筹划，就款计工，赶修粤汉路湘鄂线武昌长沙段及川汉铁路汉宜线汉口皂市段，并测定宜夔线 。将广宜线改称汉宜线。张绥铁路张家口至大同段竣工。以汉口欧美同学恳亲会会长发表演说，号召青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詹天佑被选为英国铁路轨道学会会员。詹天佑被选为粤东水灾汉口救灾会会长，多所捐助，各界闻声相继捐资。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张绥铁路自张家口通车到大同（长182公里），受奖。大同至丰镇段年内竣工。张绥铁路展筑中，工款不足，发行筑路债券。为资助张绥铁路修筑，尽个人所能，将平日积蓄购买债券。因在公债发行中异常出力，受到嘉奖。宜夔线及至成都线复测完竣，所定线路大致与扬子江并行，将原商办川汉铁路采取之山区内陆线，裁弯取直。对成渝勘测中绕行泸州方案，作了批示纠正。因汉宜工程缩短路线及宜夔段缓筑。詹天佑再次被选连任中华工程师会会长。坚辞未获同意。将中华工程师会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詹天佑所编著的《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及图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捐助印刷费用。粤东再次受灾，继续捐资，乡人传诵。
詹天佑雕像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1916年内，武昌至长沙间开始铺轨。詹天佑为湘粤线长沙以南与广东省粤汉铁路连接之湘南路线工款事，去京与外国银行团会商续借款事，提出撙节进行之费用计划，英法美三国银行允商本国政府。京张张绥铁路定名京绥铁路。广东省粤汉铁路自广州通车韶关（长224公里）。詹天佑任交通部交通会议副议长，主持通过统一路政等百余项决策案。中华工程师学会由汉口迁北京，詹天佑公捐资购房 。詹天佑获内务部授银质奖章。香港大学授予詹天佑法学博士学位，于1916年12月交通会议闭幕后亲往接受，并致函美国耶鲁大学表示，在学术上获得之一切荣誉应归功于母校——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拟于1881年毕业班35周年返校恳亲校庆日授予学位，詹天佑因职务繁忙，未能返校接受。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詹天佑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及交通研究会会员、审订铁路法规会名誉会员、运输会议会员。詹天佑因主持交通会议成绩昭著，交通部奖给名誉奖章。川汉路汉口皂市段因德国借款冻结而停工，共修筑汉口经皂市至扬家洚路基164公里及部分桥梁房屋。张勋复辟强行宣布为邮传部尚书。詹天佑在汉口拒绝到任。詹天佑再次被推选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被推举为交通丛报社名誉社长。
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通车（长365公里），与已建成的长沙株州段接通，自武汉通车株州（长416公里）詹天佑被授二等宝光嘉禾章[7] 。詹天佑发表《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对青年寄予厚望。詹天佑连任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詹天佑向学会捐助百金，悬赏征文，鼓励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病发去世
和会中国代表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受命代表中国出席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2月，往海参崴、哈尔滨赴会。会议中，日冒严寒赴会，夜研文书议案，惟恐主权受损，以崇高国际威望，与赴会中国代表共同努力取得了中东路沿线由我国驻军护路权，防止了列强以护路为名，武力夺取中东路；并争得了我国工程师在中东路的工作地位。因疲劳过度，心力交疲，旧日腹疾复发，不得已请假就医。1919年4月20日到汉口，21日入仁济医院，24日因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临终遗嘱语不及私，向国家陈述三事：一、振奋发扬工程师学会活动，以兴国阜民；二、慎选人才管理俄路，以扬国光；三、就款计工，唯力是视，脚踏实地建成汉粤川全路。并称，上述三事乃天佑未了之血忱，如得到国家采纳，则天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詹天佑逝世后，北京、汉口、广州、上海、天津各界举行公祭，远东铁路会议致哀。以邝孙谋为首的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以丁士源为首的京绥铁路局同人会联合倡议，以及以颜德庆为首的汉粤川铁路湘鄂线工程局 500余人，联合呈请将詹天佑生平事迹，“藉没世之光荣，作后来之矜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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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关于“张家口德国留学申请中介”的讨论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张家口德国留学申请中介”，并从我的解答中获得一些启示。
